凡断正臧否，宜先稽之礼、律。八十者，一子不从政；九十者，其家不从政。新令亦如之。案纯父年八十一，兄弟六人，三人在家，不废侍养。纯不求供养，其于礼、律未有违也。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，望其有加于人。而纯荒醉，肆其忿怒。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，而近习常人之失，应在讥贬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。贾充责纯以父老不归供养，太傅何曾、太尉荀顗，骠骑将军齐王攸议。）。

侍中彭权迁，当选代。案雍州刺史郭奕，高简有雅量，在兵间少，不尽下情，处朝廷，足以肃正左右。右卫将军王济，才高茂美，后来之冠。此二人诚顾问之秀，圣意傥惜济，贵之。骁骑将军荀恺，智器明敏，其典宿卫，终不减济。祭酒庾纯，强正有学，亦堪取选。国学初建，王荀已亡。纯能其事，宜当小留，粗立其制。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不？

纯荣官忘亲，恶闻格言，不忠不孝，宜除名，削爵土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）。

河南，京畿大郡，为四方之表则。中书令庾纯，清粹忠正，才绍治化，其以纯为河南尹（《书钞》七十六、《御览》二百五十二并引王隐《晋书》。《书钞》又引《中兴书》，「才绍治化」作「才经治乱」。）。

先王崇尊卑之礼，明贵贱之序，著温克之德，记沈酗之祸，所以光宣道化，示人轨仪也。昔广汉陵慢宰相，获犯上之刑；灌夫托醉肆忿，致诛毙之罪。纯以凡才，备位卿尹，不惟谦敬之节，不忌覆车之戒，陵上无礼，悖言自口，宜加显黜，以肃朝伦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）。

「自中世以来，多为贵重顺意，贱者生情，故令释之、定国得扬名于前世。今议责庾纯，不惟温克，醉酒沈湎，此责人以齐圣也。疑贾公亦醉，若其不醉，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。大晋依圣人典礼，制臣子出处之宜，若有八十皆当归养，亦不独纯也。古人云：『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』。明不责醉，恐失度也。所以免纯者，当为将来之醉戒耳。齐王、刘掾议当矣」。复以纯为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）。

议郎庾纯，笃志好古，敦说诗书，有儒行，宜训导国子（《书钞》六十七引臧荣绪《晋书》咸宁三年诏。案：本传纯于泰始中历河南尹，免寻为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，非由议郎为祭酒也。《书钞》所引，疑转写有误。）。

敷等备为儒官，不念奉宪制，不指答所问，敢肆其诬罔之言，以干乱视听。而敷是议主，应为戮首，但敷及家人并自首，大信不可夺。秦秀、傅珍前者虚妄，幸而得免，复不以为惧，当加罪戮，以彰凶慝。犹复不忍，皆丐其死命，秀、珍敷等并除名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）。

敦叙风俗，以人伦为先；人伦之教，以忠孝为主。忠故不忘其君，孝故不忘其亲。若孝必专心于色养，则明君不得而臣；忠必不顾其亲，则父母不得而子也。是以为臣者，必以义断其恩；为子也，必以情割其义。在朝则从君之命，在家则随父之制。然后君父两济，忠孝各序。纯兄峻以父老求归，峻若得归，纯无不归之势；峻不得归，纯无得归之理。纯虽自闻，同不见听。近辽东太守孙和、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母，良无兄弟，授之远郡，辛苦自归，皆不见听。且纯近为京尹，父在界内，时得自启定省，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，斌愚以为非理也。礼，年八十，一子不从政。纯有二弟在家，不为违理，又令，年九十，乃听悉归。今纯父实未九十，不为犯令，骂辱宰相，宜加放斥，以明国典。圣恩恺悌，示加贬退，臣愚无所清议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。贾充责纯「父老不归供养」，纯曰：「高贵乡公何在？」诏免纯官，使据礼典正其臧否。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云云，又见《通典》六十八。）。

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。臣不自量，饮酒过多。醉乱行酒，重酌于公，公不肯饮，言语往来，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，卿为无天地。臣不服罪自引，而更忿怒，厉声名公，临时諠𫍢，遂至荒越。礼，「八十月制」，诚以衰老之年，变难无常也。而臣不惟生育之恩，求养老父，而怀禄贪荣，乌鸟之不若。充为三公，论道兴化，以教养责臣，是也。而以枉错直，居下犯上，醉酒迷荒，昏乱仪度。臣得以凡才，擢授显任，《易》戒濡首，《论》诲酒困，而臣闻义不服，过言盈庭，黩慢台司，违犯宪度，不可以训。请台免臣官，廷尉结罪，大鸿胪削爵土。敕身不谨，伏须罪诛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，《通典》六十八。）。

若乃冢宰大臣，不以家事辞王事，折小全大，自非此族。固宜尽陟岵之思如匹夫之志，或不可夺、纵未裁抑者，孝子之心，何得忍而不言？纯未尝告，诚非也（《通典》六十八）。

臣郡前尹关内侯纯，醉酒失常，《戊申诏书》既免尹官，以父笃老不求供养，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。臣谨案三王养老之制，八十，一子不从政；九十，其家不从政：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，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。先王制礼垂训将来，使能为俯就，不能企及，莫尚于周。当其时也，姬公留周，伯禽之鲁，孝子不匮，典礼无愆。今公府议，七十时制，八十月制，欲以驳夺从政之限，削除爵土。是为公旦立法，还自越之，鲁侯为子，即为罚首也。石奋期颐，四子列郡。近太宰献王诸子，亦在藩外。古今同符，忠孝并济。

臣闻悔吝之疵，君子有之。尹性少饮多，遂至沈醉。尹醒闻知。悼恨前失，执谦引罪，深自奏劾，求入重法。今公府不原所由，而谓傲很，是为重罪过醉之言，而没迷复之义也。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，君臣之交，出自义合，而求忠臣必于孝子。是以先王立礼，敬同于父，原始要终，齐于所生，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。今公府议云，礼律虽有常限，至于疾病归养，不夺其志。如此则为礼禁正直，而陷人以诈，违越王制，开其殆原。尹少履清苦，事亲色养，历职内外，公廉无私，此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，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。尹行己也恭，率下也敬，先众后己，实是宿心。一旦由醉，责以暴慢。案奏状不忠不孝，群公建议削除爵土，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，拊心泣血也。

案今父母年过八十，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。今尹居在郡内，前每表屡蒙定省。尹昆弟六人，三人在家，孝养不废。兄侍中峻，家之嫡长，往比自表，求归供养，诏喻不听。国体法同，兄弟无异，而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，臣惧长假饰之名，而损忠诚之实也。夫礼者，所以经国家、定社稷也。故陶唐之隆，顺考古典；周成之美，率由旧章。伏惟陛下圣德钦明，敦礼崇教，畴咨四岳，以详典制。尹以犯违受黜，而所由者醉。公以教义是责，而所因者忿。积忿以立义，由醉以得罪，礼律不复为断，文致欲以成法。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，而耻不伸于盛明之世。惟蒙哀察（《晋书·庾纯传》，又《通典》六十八。）。

史臣曰：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，应运而仕，值魏太祖创基之初，筹画军国，嘉谋屡中，遂服舆轸，驱驰三世。性深阻有如城府，而能宽绰以容纳，行任数以御物，而知人善采拔。故贤愚咸怀，小大毕力，尔乃取邓艾于农隙，引州泰于行役，委以文武，各善其事。故能西禽孟达，东举公孙渊，内夷曹爽，外袭王陵，神略独断，征伐四克。维御群后，大权在己。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，而东去吴人辅车之势。世宗承基，太祖继业，军旅屡动，边鄙无亏，于是百姓与能，大象始构矣。玄丰乱内，钦诞寇外，潜谋虽密，而在几必兆。淮浦再扰，而许洛不震，咸黜异图，用融前烈。然后推毂钟邓，长驱庸蜀，三关电扫，刘禅入臣，天符人事，于是信矣。始当非常之礼，终受备物之锡，名器崇于周公，权制严于伊尹。至于世祖，遂享皇极。正位居体，重言慎法，仁以厚下，俭以足用；和而不弛，宽而能断。故民咏惟新。四海悦劝矣。聿修祖宗之志，思辑战国之苦，腹心不同，公卿异议，而独纳羊祜之策，以从善为众。故至于咸宁之末，遂排群议而杖王杜之决，汎舟三峡，介马桂阳，役不二时，江湘来同。夷吴蜀之垒垣，通二方之险塞，掩唐虞之旧域，班正朔于八荒。太康之中，天下书同文，车同轨。牛马被野，馀粮栖亩，行旅草舍，外闾不闭。民相遇者如亲，其匮乏者，取资于道路，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。虽太平未洽，亦足以明吏奉其法，民乐其生，百代之一时矣。武皇既崩，山陵未乾，杨骏被诛，母后废黜，朝士旧臣夷灭者数十族。寻以二公楚王之变，宗子无维城之助，而阏伯实沈之郤岁构；师尹无具瞻之贵，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。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号，而有免官之谣，民不见德，唯乱是闻，朝为伊周，夕为桀蹠，善恶陷于成败，毁誉胁于势利。于是轻薄干纪之士，役奸智以投之，如夜虫之赴火。内外混淆，庶官失才，名实反错，天网解纽。国政迭移于乱人，禁兵外散于四方，方岳无钧石之镇，关门无结草之固。李辰石冰，倾之于荆扬，刘渊王弥，挠之于青冀，二十馀年而河洛为墟。戎羯称制，二帝失尊，山陵无所。何哉？树立失权，托付非才，四维不张，而苟且之政多也。夫作法于治，其弊犹乱；作法于乱，谁能救之？故于时天下非暂弱也，军旅非无素也。彼刘渊者，离石之将兵都尉；王弥者，青州之散吏也。盖皆弓马之士，驱走之人，凡庸之才，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。新起之寇，乌合之众，非吴蜀之敌也。脱耒为兵，裂裳为旗，非战国之器也。自下逆上，非邻国之势也。然而成败异效，扰天下如驱群羊，举二都如拾遗。将相侯王，连头受戮，乞为奴仆而犹不获。后嫔妃主，虏辱于戎卒，岂不哀哉！夫天下，大器也；群生，重畜也。爱恶相攻，利害相夺，其势常也；若积水于防，燎火于原，未尝暂静也。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，势动者不可以争竞扰，古先哲王，知其然也。是以捍其大患而不有其功，禦其大灾而不尸其利。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，而不谓浚己以生也。是以感而应之，悦而归之，如晨风之郁北林，龙鱼之趣渊泽也。顺乎天而享其运，应乎人而和其义，然后设礼文以治之，断刑罚以威之，谨好恶以示之，审祸福以喻之，求明察以官之，笃慈爱以固之，故众知向方，皆乐其生而哀其死，悦其教而安其俗，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，廉耻笃于家闾，邪僻销于胸怀。故其民有见危以授命，而不求生以害义，又况可奋臂大呼，聚之以干纪作乱之事乎？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，理节则不乱，胶结则不迁。是以昔之有天下者，所以长久也。夫岂无僻主，赖道德典刑以维持之也。故延陵季子听乐以知诸侯存亡之数，短长之期者，盖民情风教，国家安危之本也。昔周之兴也，后稷生于姜嫄，而天命昭显，文武之功，起于后稷。故其诗曰：「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」。又曰：「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」。又曰：「实颖实栗，即有邰家室」。至于公刘遭狄人之乱，去邰之豳，身服厥劳。故其诗曰：「乃裹糇粮，于橐于囊」。「陟则在巘，复降在原，以处其民」。以至于太王为戎翟所逼，而不忍百姓之命，杖策而去之。故其诗曰：「来朝走马，帅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」。周民从而思之，曰：「仁人不可失也」，故从之如归市。居之一年成邑，二年成都，三年五倍其初。每劳来而安集之。故其诗曰：「乃慰乃止，乃左乃右，乃疆乃理，乃宣乃亩」。以至于王季，能貊其德音。故其诗曰：「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，载锡之光」。至于文王，备修旧德，而惟新其命。故其诗曰：「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」。由此观之，周家世积忠厚，仁及草木，内睦九族，外尊事黄耇，养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禄者也。而其妃后躬行四教，尊敬师傅，服浣濯之衣，脩烦辱之事，化天下以妇道。故其诗曰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」。是以汉滨之女，守絜白之志；中林之士，有纯一之德。故曰：「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内，采薇以下治外，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」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，犹以服事殷，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，犹曰天命未至。以三圣之智，伐独夫之纣，犹正其名教曰「逆取顺守，保大定功，安民和众」。犹著大武之容曰「未尽善也」。及周公遭变，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，致王业之艰难者，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。故自后稷之始基静民，十五王而文始平之，十六王而武始居之，十八王而康克安之，故其积基树本，经纬礼俗，节理人情，恤隐民事，如此之缠绵也。爰及上代，虽文质异时，功业不同，及其安民立政者，其揆一也。今晋之兴也，功烈于百王，事捷于三代，盖有为以为之矣。宣景遭多难之时，务伐英雄，诛庶桀以便事，不及脩公刘太王之仁也。受遗辅政，屡遇废置，故齐王不明，不获思庸于亳；高贵冲人，不得复子明辟；二祖逼禅代之期，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。是其创基立本，异于先代者也。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，乡乏不二之老。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，学者以庄老为宗，而黜六经，谈者以虚薄为辩，而贱名俭，行身者以放浊为通，而狭节信，进仕者以苟得为贵，而鄙居正，当官者以望空为高，而笑勤恪。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，标上议以虚谈之名，刘颂屡言治道，傅咸每纠邪正，皆谓之俗吏。其倚杖虚旷，依阿无心者，皆名重海内。若夫文王日𣅳不暇食，仲山甫夙夜匪懈者，盖共嗤点以为灰尘，而相诟病矣。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，情慝奔于货欲之涂，选者为人择官，官者为身择利。而秉钧当轴之士，身兼官以十数。大极其尊，小录其要，机事之失，十恒八九。而世族贵戚之子弟，陵迈超越，不拘资次，悠悠风尘，皆奔竞之士，列官千百，无让贤之举。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，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，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。其妇女庄栉织纴，皆取成于婢仆，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，中馈酒食之事也。先时而婚，任情而动，故皆不耻淫逸之过，不拘妒忌之恶。有逆于舅姑，有反易刚柔，有杀戮妾媵，有黩乱上下，父兄弗之罪也，天下莫之非也。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，修贞顺于今，以辅佐君子者哉！礼法刑政，于此大坏，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，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，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。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，其此之谓乎！故观阮籍之行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；察庾纯贾充之事，而见师尹之多僻。考平吴之功，知将帅之不让；思郭钦之谋，而悟戎狄之有衅。览傅玄刘毅之言，而得百官之邪；核傅咸之奏，钱神之论，而睹宠赂之彰。民风国势如此，虽以中庸之才，守文之主治之，辛有必见之于祭祀，季札必得之于声乐，范燮必为之请死，贾谊必为之痛哭。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！故贾后肆虐于六宫，韩午助乱于外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，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？怀帝承乱之后得位，羁于彊臣。悯帝奔播之后，徒厕其虚名。天下之政，既已去矣，非命世之雄，不能取之矣。然怀帝初载，嘉禾生于南昌。望气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气。及国家多难，宗室迭兴，以悯怀之正，淮南之壮，成都之功，长沙之权，皆卒于倾覆。而怀帝以豫章王登天位，刘向之谶云，灭亡之后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，起事者据秦川，西南乃得其朋。案悯帝，盖秦王之子也，得位于长安，长安，固秦地也，而西以南阳王为右丞相，东以琅邪王为左丞相。上讳业，故改邺为临漳。漳，水名也。由此推之，亦有徵祥，而皇极不建，祸辱及身。岂上帝临我而贰其心，将由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者乎？淳耀之烈未渝，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。

名教大极，忠孝而已，至乎变通抑引，每事辄殊，本而寻之，皆是求心而遗迹。迹之所乘，遭遇或异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，或因迹以成罪，屈申与夺，难可等齐，举其阡陌，皆可略言矣。天可逃乎？而伊尹废君；君可胁乎？而鬻权见善；忠可愚乎？而箕子同仁。自此以还，殊实而齐声，异誉而等美者，不可胜言。而欲令百代之下，圣典所阙，正斯事于一朝，岂可易哉！

然立言明理，以古证今，当使理厌人情。如滕羡情事者，或终身隐处，不关人事，或升朝理务，无讥前哲。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，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。折其两中，则异同之情可见矣。然无讥前哲者，厌情之谓也。若王陵之母，见烹于楚，陵不退身穷居，终为社稷之臣，非为荣也。鲍勋蹇谔魏朝，亡身为效，观其志非贪爵也。凡此二贤，非滕之谕。夫圣人立教，犹云「有礼无时，君子不行」。有礼无时，政以事有变通，不可守一故耳。若滕以此二贤为证，则恐人人自贤矣。若不可人人自贤，何可独许其证。讥者兼在于人，不但独证其事。汉魏以来，记阙其典，寻而得者无几人。至乎大晋中朝及中兴之后，杨臻则七年不除丧，三十馀年不关人事，温公则见逼于王命，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，高世远则为王右军、何骑骠所劝割，无有如滕之易者也。若以缞麻非为哀之主，无所复言矣。文皇帝以东关之役，尸骸不反者，制其子弟，不废婚宦。明此，孝子已不自同于人伦，有识已审其可否矣。若其不尔，居宗辅物者，但当即圣人之教，何所复明制于其间哉。及至永嘉大乱之后，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，原此是为国之大计，非为训范人伦，尽于此也。

何以言之？父仇明不同载天日，而为国不可许复仇，此自以法夺情，即是东关、永嘉之喻也。何妨综理王务者，布衣以处之。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，凡士君子之徒，无不可仕之理，而杂以情讥，谓宜在贬裁耳。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，则孝子可顾法而不复仇矣。文皇帝无所立制于东关，王敦无所明之于中兴。每至斯会，辄发之于宰物，是心可不喻乎。

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，若沧海横流，家国同其沦溺，若不仕也则人有馀力。人有馀力，则国可至乎亡，家可致乎灭。当斯时也，匹妇犹亡其身，况大丈夫哉。既其不然，天下之才，将无所理，滕但当尽《陟岵》之哀，拟不仕者之心，何为证喻前人，以自通乎？且名为大才之所假，而小才之所荣，荣与假乘常，已有渐德，无欣工进，何有情事乎。若其不然，则工进无欣，何足贵于千载之上邪。苟许小才荣其位，则滕不当顾常疑以自居乎。所谓柳下惠则可，我则不可也。

且有生之所宗者圣人，圣人之为教者礼法，即心而言，则圣人之法，不可改也。而秦以郡县治天下，莫之能变；汉文除肉刑，莫之能复。彼圣人之为法，犹见改于后王，况滕赖前人，而当必通乎？若人皆仕，未知斯事可俟后圣与不？况仕与不仕，各有其人，而不仕之所引，每感三年之下。见议者弘通情纪，每傍中庸，又云若许讥滕，则恐亡身致命之仕，以此而不尽。何斯言之过与。夫忠烈之情，初无计而后动。若计而后动，则惧法不尽命。若有不尽，则国有常法。故古人军败于外，而家诛于内。苟忠发自内，或惧法于外，复有踟蹰顾望之地邪？若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可致斯喻耳。无有名教翼其子弟，而子弟不致力于所天。不致力于所天，则王经忠不能救主，孝不顾其亲，是家国之罪人耳，何所而称乎。夫恩宥十世，非不隆也，功高赏厚，非不报也。若国宪无负于滕恬，则羡之通塞，自是名教之所及，岂是劝沮之本乎？

议者又以唐虞邈矣，孰知所归，寻言求意，将所负者多乎。后汉乱而不亡，前史犹谓数公之力。魏国将建，荀令君正色异议，董昭不得枕苏则之膝，贾充受辱于庾纯。以此而推，天下之正义，终自传而不没，何为发斯叹哉。若以时非上皇，便不足复言多者，则夷齐于奭、望，子房于四人，亦无所复措其言矣。至于陈平默顺避祸，以权济屈，皆是卫生免害，非为荣也。滕今生无所卫，鞭塞已冥，义安在乎。昔陈寿在丧，使婢丸药，见责乡闾，阮咸居哀，骑驴偷婢，身处王朝。岂可以阮获通于前世，便可疑于后乎。且贤圣抑引，皆是究其始终，定其才行。故虽事有惊俗，而理必获申，郤诜葬母后园，而身登宦，所以免责，以其孝也。日磾杀儿无讥，以其忠也。今岂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为，便可许杀儿葬母后园乎？不可明矣。既其不可，便当究定滕之才行，无所多辨也。

滕非下官乡亲，又不周旋，才能非所能悉。若以滕谋能决敌，才能周用，此自追踪古人，非议所及。若是士流，故谓宜如子夏受曾参之词，可谓善矣，而子夏无不孝之称也。意之所怀，都尽于此，自非名理，何缘多其往复，如其折中，裁之居宗（《宋书·郑鲜之传》，为桓傅辅国主簿。先是兖州刺史滕恬，为丁零翟远所没，死尸不反。恬子羡仕官不废，议者嫌之。桓玄在荆州，使群僚博议，鲜之议。）。

熙宁四年三月□日，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、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臣闻之，益戒于禹曰：「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」。仲虺言汤之德曰：「用人惟己，改过不吝」。秦穆丧师于崤，悔痛自誓，孔子录之。自古聪明豪杰之主，如汉高帝、唐太宗，皆以受谏如流，改过不惮，号为秦汉以来百王之冠也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」。圣贤举动，明白正直，不当如是耶？所用之人，有邪有正。所作之事，有是有非。是非邪正，两言而足，正则用之，邪则去之，是则行之，非则破之。此理甚明，犹饥之必食，渴之必饮，岂有别生义理，曲加粉饰，而能欺天下哉！《书》曰：「与治同道，罔不兴；与乱同事，罔不亡」。陛下自去岁以来，所行新政，皆不与治同道。立条例司，遣青苗使，歛助役钱，行均输法，四海骚动，行路怨咨。自宰相以下，皆知其非而不敢争。臣愚蠢而不识忌讳，乃者上疏论之详矣，而学术浅陋，不足以感动圣明。近者故相旧臣，藩镇侍从，杂然争言不便，以至台谏二三人者，本其所与缔交唱和表里之人也，然犹不免一言其非者，岂非物议沸腾，事势迫切，而不可止欤？自非见利忘义居之不疑者，孰肯终始胶固，不自湔洗？如吴师孟乞免提举，胡宗愈不愿检详，如逃垢秽，惟恐不脱，人情畏恶，一至于此。近者中外欢言，陛下已有悔悟意，道路相庆，如蒙大赉，实望陛下于旬日之间，涣发德音，洗荡乖僻，追还使者，而罢条例司。今者侧听所为，盖不过使监司体量抑配而已，比之未悟，所较几何。此孟子所谓知兄臂之不可紾，而姑劝以徐；知邻鸡之不可攘，而月取其一。帝王改过，岂如是哉？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。臣以为此法，譬之医者之用毒药，以人之死生，试其未效之方，三路之民，岂非陛下赤子，而可试以毒药乎！今日之政，小用则小败，大用则大败，若力行而不已，则乱亡随之。臣非敢过为危论，以耸动陛下也。自古存亡之所寄者，四人而已，一曰民，二曰军，三曰吏，四曰士，此四人者一失其心，则足以生变。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。青苗、助役之法行，则农不安，均输之令出，则商贾不行，而民始忧矣。并省诸军，迫逐老病，至使戍兵之妻，与士卒杂处其间，贬杀军分，有同降配，迁徙淮甸、仅若流放，年近五十，人人怀忧，而军始怨矣。内则不取谋于元臣侍从，而专用新进小生；外则不责成于守令监司，而专用青苗使者，多置閒局，以摈老成，而吏始解体矣。陛下临轩选士，天下谓之龙飞榜，而进士一人首削旧恩，示不复用，所削者一人而已，然士莫不怅恨者，以陛下有厌薄其徒之意也。今用事者，又欲渐消进士，纯取明经，虽未有成法，而小人招权，自以为功，更相扇摇，以谓必行，而士始失望矣。今进士半天下，自二十以上，便不能诵记注义为明经之学，若法令一更，则士各怀废弃之忧，而人材短长，终不在此。昔秦禁挟书，而诸生皆抱其业以归胜、广，相与出力而亡秦者，岂有它哉，亦徒以失业而亡所归也。故臣愿陛下勿复言此。民忧而军怨，吏解体而士失望，祸乱之源，有大于此者乎？今未见也，一旦有急，则致命之士必寡矣。方是之时，不知希合茍容之徒，能为陛下收板荡而止土崩乎？去岁诸军之始并也，左右之人，皆以士心乐并告陛下，近者放停军人李兴，告虎翼吏率钱行赂以求不并，则士卒不乐可知矣。夫谄谀之人，茍务合意，不惮欺罔者，类皆如此。故凡言百姓乐请青苗钱，乐出助役钱者，皆不可信。陛下以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？不惟不可禁，乃不当禁也。何以言之？若此钱放而不收，则州县官吏，不免责罚。若此钱果不抑配，则愿请之户，后必难收索。前有抑配之禁，后有失陷之罚，为陛下官吏，不亦难乎！故臣以为既行青苗钱，则不当禁抑配，其势然也。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，必能徙义修慝，以致太平，而近日之事，乃有文过遂非之风，此臣所以愤懑太息而不能已也。昔贾充用事，天下忧恐，而庾纯、任恺，戮力排之，及充出镇秦凉，忠臣义士，莫不相庆，屈指数日，以望维新之化。而冯紞之徒，更相告语曰：「贾公远放，吾等失势矣」。于是相与献谋而充复留。则晋氏之乱，成于此矣。自古惟小人为难去。何则？去一人而其党莫不破坏。是以为之计谋游说者众也。今天下贤者，亦将以此观陛下，为进退之决。或再失望，则知几之士，相率而逝矣。岂皆如臣等辈，偷安怀禄而不忍去哉。猖狂不逊，忤陛下多矣，不敢复望宽恩，俯伏引领，以待诛殛。臣轼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谨言。

人主当立国体，大臣当定国是。国体之不立，天下皆可虑之事；国是之不定，天下皆可听之言。昔之人有立国体者，尧舜纯乎中，三代纯乎仁，宽则为汉之文帝，严则为汉之宣帝。仁义、刑罚，二说互进，决择一审而立见其效者，则唐之太宗是已。姑不论其治体之粹驳，要皆能以身把握天下之势，而非泛然无所操者。昔之人有定国是者，伊、周以道运天下，管仲以术用其国，商鞅以刑相其君。严刑辅治，终始一魏相；仁义告君，终始一郑公。姑勿榷其持论之是非，要皆能以身主张天下之论，而不摇于异议者。君臣上下，图回治道，所执一定，终其身不少变，虽有新奇可喜之论，惊世绝人之谈，皆不足以撼吾之所操。不然，朝文而暮质，倏宽而骤猛，循守之谋甫定，而变更之说已哗，持久之效未竟，而速成之意已迫于中。譬犹寒暑燥湿之未形，诸方杂试，以冀幸其一投之效，若是则真无术矣，真无所操矣。我艺祖以武定天下而民怀畏，太宗以文守天下而民作新。养之以仁而庆历之治醇，厉之以精而熙丰之政明。崇、观以来，绍述之论兴；绍兴之初，恢复之议起。孝宗二十八年，其始也以审机俟时为心，故有振饬奋厉之说；其后也以安静和平为福，故有含濡容贷之说。凡此皆以立国体也，自其始初择术之时，而终身之规模已定。运精神于法宫之中，而扶国势于泰山之上，使人竦然听命，而不敢起动摇之心。虽少不如意，而不沮不挫，牢执其说而不置。盖一政之逆，一弊之生，可以徐入吾之条理，而不可以迁就吾之规模。其岂无趋向之少偏，要之国体立于上，毅然有不可转移者存，未可与后之人主槩议。赵韩王宁使己负天下之谤，诚不忍徇四方上书之言，斲丧新造之规模；王文正宁甘受抑贤之名，决不肯采新进少年之论，摇动已安之天下。巡吴幸蜀，纷纷异议，以死守亲征之策者，寇公一人；国势危疑，籍籍众口，以身佩天下之安危者，韩公一人。熙、丰执政，确守新法，虽元老大臣不能屈其喙；绍兴柄臣，坚执和议，至摈逐朝臣以自信其说。凡此皆以定国是也。自其垂绅󲦤笏之时，唯诺廊庙，而精神风采耸动一世，彼已心服而莫敢议矣；然后出为国论，以身守之，户庭愈峻，扃鐍愈密。天下之持异论以至者徊徨四顾，求入而不得，则沮缩退衄，竟敛衽而去。其间岂无见识之少差，要之国是定于上，屹立于群议之冲，未可与后之大臣通论。当其时，无一事之不举，一弊之未除，一民一物之不得其理者，亦于君臣毅然有守中得之。今天下所共患苦者固非一端，而愚之隐忧则异焉。民力之内蹙，国赋之日迫，是宽恤之而已；边备之卤莽，武夫之掊克，是振励之而已。官吏苟且而名器太滥，不滥则清矣；人情文具而法守太弛，不弛则严矣。是未离国事耳，非其所深忧也。国事之不理，此四肢之病也，其为證也易见，而所以救之者易为力。顾其受病之深而不可测知者，国体犹豫而不立，国是翱翔而不坚，此有国命脉之所系，固仓公所望而惊也，草茅何敢以僭言！庶几鸣佩泽笏者能言之，则又相顾而不敢言。虽然，事迫矣，宁能相诿络勿言乎？今之为国体者将以为遵守耶？则革弊之言日至庙堂，自新之论累关宸听，似不肯安于遵守也。否则为更张耶？则欲刬一宿弊，而中外以条例相持，欲创一新政，而上下以惊动自疑，又非真知更张者。痛革侈靡，人皆曰以质治天下矣，俄焉而锦绣土木之功见，人不得谓之质；用一严刑，人方曰以威肃天下矣，倏然而宽大含洪之诏下，人不敢谓之威。首尾错用，精神不应，一彼一此，人谁适从？意者上之人好动而实静，恶弱而不能强耶？是则无国体矣。今之为国是者日出新说，惶惑民听，人持私意，扇摇国论，作舍之谋靡定，盈庭之咎谁执？振作之语屡见于囊封，而偷安之实已藏于胸次；循袭之说明知其不可，而议论所趋不免于随俗。废兴一事也，中无成说，而决于时论之众寡；用舍一人也，己无定见，而伺于士大夫之好恶。盖有身建其议而身犯之者，有数十年成之而一朝坏之者。意者下之人求无过而不求有功，欲任责而不能任谤耶？是则无国是矣。数十年间，九重宵旰之思虑，庙堂道揆之图回，薄海内外，凛凛向化，侧听久矣，而茫然未有睹焉。君子以意而度朝廷，谓其必有说，而吾或未之见，然不免于忧；小人懵于是非，而不知所适从，则欢然而交议。国是之不立，非真不可复立也，徒以朝廷之上议论相持之故，而遂迁延日月，以至于今尔。捐租薄敛，民痛方定，而国之虚大可虑；椎肌剥髓，国计稍纾，而民之瘠不忍闻。理财之议自为异同，吾将谁听？国体一立，国是一定，则无是矣。督责将帅，朝论方闻，则狼顾而相惊；戒严边备，诏墨未乾，而儿戏者自若。治兵之议互相倾覆，使人孰信？国体一立，国是一定，则无是矣。官吏苟且而充斥国家之名器，汰之则招衣冠咸怨之忧，不汰则沸车载斗量之谣。文具相蒙而委弃朝廷之法守，绳之则有不胜诛之患，不绳则积簿书欺谩之罪。官法之议，彼此纷纷，徒乱人意，釐革之说，议者难之。国体一立，国是一定，则难者易矣；不然，则九重无已成之治体，而倾险小人将得以乘隙抵巘，阴献己私以投合上意，而功利之说售矣。庙堂无素定之成谋，而一介草茅皆得以瞋目抵掌，妄论时事，以震动朝廷，而是非之门鬨矣，若是尚谓国有人乎？虽欲勿从，如之何而勿从也？愚切有志当世之故，而太息谋国之疏，以为上非无植立治体之意，下非无主盟国论之意，而皆未得其定尔。果定矣，不以异议摇，不以群疑沮，不以小不便废，君臣之间相与固守而不变，则财可丰也，兵可强也，官法可以次举也。不然，立国规模迄未有成，相顾咨嗟，虚老岁月。虽然，今之国体与国是果安在乎？愚敢终言之。前辈曰：天下有弱势，吾则有强术；天下有强势，吾则有弱术。今之国势不敢谓之强矣，谋国者亦知所当用之术乎？若朝廷议论相持未决之时，愚请借是以献，果知之矣，惟君相勉之。愚非敢过为危论以竦动执事之听，顾方自献于衡鉴之下焉，敢文之以为欺（《铁庵集》卷二八。）？

不：原脱，据四库本补。

窃详圣人制礼之意，必使嫡长世世承袭者，所以重正统而绝争端也。古者诸侯生立世子，死则袭爵，故令文称诸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皆子孙承嫡者传袭。若无嫡子及有罪、疾，立嫡孙；无嫡孙，以次立嫡子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子；无庶子，立嫡孙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孙。曾孙以下准此。皆谓始薨之时，应袭爵之人也。其无后者则国除。自唐末以来，王公以下不复承袭。本朝故事当封本宫最长者一人为国公，陛下以为非古，故诏宣祖、太祖、太宗之子，皆择其后一人为宗，令世世封公。又诏祖宗之子并濮国公，并令传嫡袭封。臣等详观诏旨，皆欲复古礼而重正统也。今礼院定越王德昭曾孙世程、鲁王元份孙宗肃、韩王元偓孙宗缋、吴王元俨孙宗绛传袭，已如礼令。今昭成太子元僖、陈王元杰、蔡王元称皆无后，宗保、仲合、宗达以旁支继袭，乃是特恩为之立后，绍封其国，自应礼典。秦王廷美之后，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克继，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承亮；楚王德芳之后，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世逸，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从式；魏王元佐之后，众礼官皆欲立其庶孙宗惠。臣等看详，三王自有正统，而承亮、从式、宗惠皆旁支，若此三人袭封，则子子孙孙常居环卫，世袭爵禄，与国无穷。其正统子孙袒免以外，更不赐名授官，数世之后，遂为布衣。如此，旁支何幸而封，正统何罪而绝？不惟与礼令之意乖违，亦非圣诏所谓为宗传嫡者也。所以然者，盖缘礼令，据初薨之时，定为嗣之人。今日于数世之后，议当为后者，专执令文，不原礼意，所以龃龉难合，异议纷纭。忠彦等以为令文之制，与古稍异，臣等案令文皆约古礼为之，安有与古不同之理。借使不同，朝廷方宪章稽古，亦当舍令而从礼，岂可弃礼而就令也！况令文所谓子孙承嫡者传袭，言嫡子嫡孙相继不绝，虽经百世皆应传袭也。不幸而绝，则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，非谓有嫡曾孙舍之不立，而立嫡子之母弟也。晋庾纯云：「古者所以重宗，诸侯世爵，士大夫世禄，防其争竞，故明其宗也」。吴商云：「案礼，贵嫡重正所以尊祖祢，继世之正统也。夫受重者，不得以轻服服之，是以孙及曾、玄其为后也者，皆服三年，受重故也」。王敞云：「君为祖三年。既为君而有父祖之丧者，谓父祖并有废疾不得受国而己受位于曾祖者也」。范宣云：「嫡孙亡无后，则次子之后乃得传重」。以此观之，明嫡统不绝，则旁支无继袭之道。然则令文所谓子孙承嫡者传袭，自嫡曾孙以下皆包之矣。所以更言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者，嫌人无嫡子即立嫡子之母弟，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孙废之故也。又言曾孙以下准此者，谓庶孙以上皆无，即立嫡曾孙之母弟；无母弟，则立庶弟之类是也。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属近者为嗣，则无嫡子便应立嫡子之母弟及庶子，何为更立嫡孙也？必若忠彦等所云，则国家故事取本宫最长者一人封公，已是行尊属近之人，便当遵行，何必更有改作也？彼《五服敕》所载丧服之制，事理各殊，岂可引丧服之庶孙，證传袭之庶孙也？且造令之时，王公以下薨则传袭，故少有立曾、玄者。今诸王之薨已历数世，乃更追议当为后之人，则不应舍正统而更取旁支也。今欲使合于古而适于今，则莫若推自国初以来，于其人薨没之时，以令文定当为嗣者，以至今日，则于礼令不失而亦不离正统矣。案秦王廷美以雍熙元年薨，于时适长子德恭当立；德恭以景德三年卒，嫡长子承庆当立；承庆以宝元二年卒，无嫡子，有庶子六人，长曰克晤，先卒，无子，次曰克继，当立。楚王德芳以兴国六年薨，嫡长子惟叙当立；惟叙以大中祥符四年卒，嫡子从煦当立；从煦以庆历五年卒，无嫡子，有庶子之后世逸一人，当立。魏王元佐以天圣五年薨，无嫡子，有庶子三人，长曰允升，当立，允升以景祐元年卒，嫡子宗礼当立；宗礼以治平二年卒，嫡长子仲翘先卒，无子，次母弟仲髦亦先卒，次母弟仲苍当立。以此考之，其当为后者，岂不明白？秦王、楚王后，宜如荐议。魏王后，宜以仲苍嗣。

臣等窃原圣人制礼之意，必使嫡长世世承袭者，所以重正统而绝争端也。古者诸侯生立世子，死则袭爵。故令文称：「诸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皆子孙承嫡者传袭。若无嫡子及有罪疾，立嫡孙；无嫡孙，以次立嫡子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子；无庶子，立嫡孙同母弟；无母弟，立庶孙。曾孙以下，准此」。皆谓始薨之时应袭爵之人也，其无后者，则国除。自唐末以来，王公以下不复承袭。国朝故事，常封本宫最长者一人为国公。陛下以为非古，故于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，节文称：「宣祖、太祖、太宗之子，皆择其后一人为宗，令世世封公，补环卫之官，以奉祭祀，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」。又称：「其非袒免亲，更不赐名授官」。太常礼院寻奉检详国朝近制，诸王之后皆用本宫最长一人封公继袭。今来新制既言祖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，即与自来事体不同。本院参详，合依礼令传嫡承袭。闰十一月五日，奉圣旨：「祖宗之子，并濮国公，并令传嫡袭封。所有见今诸宫院已封公者，令依旧，将来即更不袭封」。臣等详观两次诏旨丁宁，皆欲以复古礼而重正统也。今据礼院所定，诸王后合袭封人内，除越王曾孙世程、鲁王孙宗肃、韩王孙宗缋、吴王孙宗绛，并依礼令当传袭外，其昭成太子、陈王、蔡王皆无后，国当除。宗保、仲合、宗达，以旁亲继袭，乃是朝廷特恩为之立后，绍封其国，于礼典亦无乖违。所有秦王之后，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克继，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承亮；楚王之后，陈荐等欲立其庶曾孙世逸，韩忠彦等欲立其庶长孙从式；魏王之后，众礼官皆欲立其嫡孙同母弟宗惠。臣等看详三王见今自有正统，而承亮、从式、宗惠皆系旁支。若此三人袭三王之封，则子子孙孙常居环卫，世袭爵禄，与国无穷。其正统子孙，袒免以外更不赐名授官，数世之后，降在皂隶。如此，三人何幸而封？正统何罪而绝？不惟与礼令之意乖违，亦非圣诏所谓「为宗传嫡」者也。所以然者，盖缘礼令据初薨之时定为嗣之人，今日于数世之后议当为后者，事体有殊，而专执令文，所以参差不合而异论纷纭也。臣等按忠彦等以为令文之制与古稍异，若无嫡孙而有嫡曾孙，则舍曾孙而立嫡子母弟，若无母弟，又立庶子。以此知亦许推及旁支，常以亲近者为先也。今令文称「无嫡孙同母弟，则立庶孙」，以《礼典》与《五服敕》言之，诸子之子，除嫡长外皆为庶孙。既云立庶孙，则当于诸房庶孙内择其长者一人立之。盖王视庶孙恩亲等也，庶孙比曾孙行尊而属近也。臣等按令文皆约古礼为之，安有与古不同之理？借使不同，朝廷方宪章稽古，亦当舍令而从礼，岂可弃礼而就令也？况令文所谓「子孙承嫡者传袭」，言嫡子、嫡孙相继不绝，虽经百世，皆应传袭也。若不幸而绝，则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，非谓有嫡曾孙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。晋庾纯云：「古者所以重宗，诸侯世爵，士大夫世禄，防其争竞，故明其宗也」。吴商云：「按礼贵嫡重正，所以尊祖祢，继世之正统也。夫受重者不得以轻服服之，是以孙及曾、元，其为后者，皆服三年，受重故也」。王敞云：「君为祖三年，既为君而有父祖之丧者，谓父祖并有废疾不得受国而已，受位于曾祖者也」。范宣云：「嫡孙亡，无后，则次子之后乃得传重」。以此观之，明嫡统不绝，则旁支无继袭之道。然则令文所谓「子孙承嫡者传袭」，自嫡曾孙以下皆包之矣。所以更言「若无嫡子及有罪疾，立嫡孙」者，嫌人无嫡子，即立嫡子之母弟，或嫡子有罪疾，并其嫡孙废之故也。又言「曾孙已下准此」者，谓庶孙以上皆无，即立嫡曾孙之母弟，无母弟则立庶弟之类是也。若令文之意，但以行尊属近者为嗣，则无嫡子，便应立嫡子母弟及庶子，何为更立庶孙也？必若忠彦等所云，则国家故事取本宫最长者一人封公，已是行尊属近之人，更当遵行，何必更有改作也。彼令文所指者，传袭之人，《五服敕》所载，丧服之制，事理各殊，岂可引丧服之庶孙，證传袭之庶孙也。且造令之时，王公以下薨则传袭，故少有立曾、元者。今诸王之薨，已历数世，乃更追议当为后之人，则不应舍正统而更取旁支也。今欲使合于古而适于今，则莫若自国初以来，于其人薨没之时定当为嗣者，以至于今日，则于礼令不失，而亦不离正统矣。案秦王以雍熙元年薨，于时嫡子德恭当立。德恭以景德三年卒，嫡长子承庆当立。承庆以宝元二年卒，无嫡子，有庶子六人，长曰克晤，先卒，无子。次曰克继，当立。楚王以某年薨，嫡长子惟叙当立。惟叙以大中祥符五年卒，嫡子从煦当立。从煦以庆历五年卒，无嫡子，有庶子世逸一人，当立。魏王以某年薨，无嫡子，有庶子三人，长曰允升，以某年卒，嫡子宗礼当立。宗礼以治平二年卒，嫡长子仲翘先卒，无子，次母弟仲髦亦先卒，次母弟仲苍当立。以此考之，其当为后者，岂不明白矣。所有承选虽是德文之嫡子，其父元非嫡长，自不应承袭。盖因今来承亮以庶孙得承袭，故从承选有辞。先王制礼皆本诸天地，酌之人情，譬如四支百体，不可移也。移之则纲纪纷乱，争端并兴，于承选可以见其验矣。臣等谨依古礼及令文，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敕命、闰十一月五日圣旨指挥，检详属籍，重行定夺到秦王之后，合以克继袭封；楚王之后，合以世逸袭封；魏王之后，合以仲苍袭封。其馀并如众礼官所定。